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步步深入，华为公司这个源于中国智造、技术世界领先却也被美国步步紧逼的公司，成为了整场贸易战中的台风眼，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各方神经。然而日前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话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他说：“不用华为手机，不代表就不爱国。”
 
子贡赎人与子路受牛 道德与超道德的关系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不取其金。孔子曰：“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吕氏春秋·察微篇》
 
 先秦典籍《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两则故事。一是说鲁国有条法律，规定如果行走各国的鲁国人发现流落外邦沦为奴婢的同胞，都可以用钱赎其身，回国后官府会补偿赎金。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外做生意时赎了很多人，却并不要官府的补偿。孔子批评他说：“以后再有其他人遇到鲁国奴婢就不会花钱赎人了！因为大家赎了人再想向官府要补偿，有你的‘高风亮节’在前，谁还好意思？可没有补偿，又有多少人愿自掏腰包赎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路勇救落水者，对方赠送了他一头牛，子路高兴地收下了。孔子则称赞他的这种行为：“以后鲁国必然会有很多人也去救落水者！”
 
两则故事互相对照，但其实都讲了同一件事——道德、超道德以及法律三者的关系。
 
弗洛伊德把人类的意识和行为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分别对应了人类的动物本能、受法律约束的行为以及完美符合道德标准的“完人”。而自人类产生伊始，便始终与这三者纠缠不清。
 
人脱胎于动物，而动物的本能就是利己，不仅要占据所有能占据的食物、水源、栖息地和配偶，还要消灭一切竞争对手，让自己的DNA最大范围内得以流传下去；
但绝对的动物性会阻碍人类作为一个种群加以繁衍壮大。因此人性的一大标志，便是人对于自身动物性的克制。而随之产生的文明，更产生出了法律和道德。法律制定了人们行为的下限，而道德则指出了人类行为的上限。被法律约束后的人性，便是自我；
然而正所谓“人无完人”，虽然道德规范很美好，但完全按照道德行事的人凤毛麟角，那便是所谓的“圣人”或超我，绝大多数人还是行为游离在法律所限定的下限之上，道德所规定的上限之下，这便是人性。
 
回归到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例子。自掏腰包为同胞赎身和不要回报救人，这的确是高尚道德；而赎人后接收官府补偿和救人后接受谢意，这不仅是有道德，同样也是“每个鲁国人应尽的义务”。子贡错在，以自己的高尚道德给大家树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标杆；而子路对在，以自己救人又赚了头牛的行为为后人做出了一个示范——救人是件既有道德、又有回报的事。
 
这便是道德与超道德的关系。
 
通俗地讲，行事完全符合道德的圣人人人爱，但如果把道德准则作为法律硬性要求每个人，不仅不可能，而且将是一场灾难。其结果，将是没有人能事事符合法律，最后法律的权威被破坏，秩序荡然无存。
 
“用华为和爱国无关” 任正非的中国智慧
 
再回到任正非的访谈。前几天任正非接受国内媒体群访时，有记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记者：现在大家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你怎么看？
 
任正非：那我的小孩用苹果，就是不爱华为了？我经常讲这样的话，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华为是商业公司，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员工）瞎喊口号，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作为中国科技企业中的翘楚，在面临超级大国美国举国家之力围剿的艰难形势下，任正非能说出这样的话，让人敬佩。而华为能有这样的态度，相信一定能克服当前的不利局面，在未来真正成为像苹果一样的行业领导者。
 
为什么？因为任正非和华为清晰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华为是以创新为命脉的科技企业，而不是拿次品当作爱国旗帜的“噱头公司”；是堂堂正正拿产品说话的手机制造商，而不是只讲爱国不讲产品质量的大忽悠；华为要的是凭自己先进的科技实力赢得的市场，而不是靠卖情怀哄来的消费者。
 
任正非很清楚，作为中国人，买华为手机支持国货是个人道德；但作为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和技术，而非“不卖不是中国人”的道德绑架。
 
近代以来，随着爱国情绪的高涨，“抵制进口”、“爱用国货”的声浪从未停歇，甚至还几度引来全民激辩。前几年中日关系不佳，很多人高喊“抵制日货”，也有人针锋相对举出了很多国货品牌的各种部件是日本技术或日本进口，甚至喊出了“抵制日货不如抵制蠢货”的口号。
 
几年后回头看，当年抵制日货的人错了吗？他们没错，因为他们有一颗爱国心。但反对他们的人错了吗？也没错。因为他们反对的，不是“抵制日货”本身，而是将这一行为进行道德绑架。
 
明代大儒袁了凡的《了凡四训》中，对善恶给出了明确的判定标准：
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比如子贡赎人；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比如子路拯溺。
 
诚如任正非在访谈中说的那样：“只要在华为和外国手机在性能上一样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能够不带偏见地自主选择，我就非常高兴了。”
 
“爱国”不能变成道德绑架
 
  任正非接受采访后，《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也有针对性地指出：“爱国”不是企业推广品牌的噱头。炒作“爱国”概念，的确能在短时间内为企业聚拢广泛的客户，但如果自身产品不过硬，性价比低于竞争对手，那么当初用这一噱头聚拢来多少客户，最后就会招来多少骂声。
 
《环球时报》社评中这样写道：
心胸决定事业，也决定未来。华为的心胸，配得起它站在5G网络领导者的位置上，也让人相信能够帮助它战胜美国断供所导致的当下的挑战。
 
而在另一篇题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应当远离华为》的社评中，《环球时报》也明确指出：
理性的爱国主义毫无疑问是中国、也是世界各个大国的正面资源。任何一种倾向试图绑架华为都对这家高科技公司非常有害，相信也不会受任正非和他的团队欢迎。中国社会应当高度尊重、体谅华为，以该公司需要的方式支持它，而不应让它背负与它作为商业公司承担不起的过多道义责任。
 
事实上，对于企业来说，产品才是核心，而任何脱离产品本身，把道德与产品捆绑的炒作，最终只会砸自己的牌子。这便是前文指出的道德与超道德的关系。
 
举个例子来说，四十多年来形形色色的产品和广告大家见得多了，也的确有不少自身产品不怎么样，却以“国货”自我标榜的品牌。比如当年红极一时的“汉芯”，比如某品牌MP3，比如某洗衣液，比如某牙膏，比如某饮料以及当年红极一时的某手机品牌……
 
然而结果怎么样？消费者不是傻子。大家花钱买的是产品，如果你的产品在性价比上的确优于进口产品，那么大家购买支持国货这没问题，但如果你以“爱国”为噱头推销次品，那必然不可能长久，只会损害品牌形象——大家要爱国，直接捐钱或众筹好了，凭啥要花高价买你的次品？
 
回归到本文的主题，任正非不愿将“用华为”与“爱国”捆绑，这不仅是华为作为世界顶尖科技企业的底气，也是所有中国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应当学习的大国气度。
 
什么是爱国？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性价比合适的情况下适当选择国货，不要以“不买不是中国人”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
 
这，就是任正非一再强调的爱国。